作者﹕塗一般
原載於 《商報》 《讀與寫》 副刊 2005 年 2 月 14-18 日
塗一般﹐本名伍哲燦﹐西名 Alfonso Ong Ang﹐華裔菲律賓人﹐出生於馬尼拉市岷倫洛區（Binondo）﹐從商﹐對歷史文化深感興趣﹐為菲律賓國家歷史學會（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cal Society）終身會員﹐亦是業餘自由撰稿人﹐已出版 《博土經上卷》 和 《博土經下卷》 二書。
博土建議﹕本論文算來也是對 《黎薩爾與中國》 的書評﹐故讀者最好同時去買一本 《黎》 書作對照。有意購買者﹐請到以下查詢﹕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王城內 Anda corner Cabildo St. ﹐電話﹕63-2-5266796 至 98, 63-2-5276083。
前言
菲華社會的“黎剎熱”始於扶西‧黎剎祖籍地為閩南上郭村之被證實。由 《商報》 董事兼專欄作家柯芳楠先生等名人﹐與上郭方面柯蔡族親經一段時間的來往考證﹐終自《上郭柯氏族譜》發現黎剎高祖父柯儀楠（西名若明戈‧南戈）名存其中﹐因此千真萬確地印證了黎剎為中華後裔(1)。這在血緣主義極度濃厚的華社引起一時的哄動。雖然本博土至今從黎剎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尚找不到任何他對中國認同的墨跡。相反的,倒是他對中國人的排斥與詬病俯拾皆是。不過﹐近日以他的姪孫女 Asuncion Lopez-Rizal Bantug 為首的後代﹐能不再承襲黎剎的仇華意識﹐反其道而行﹐前往上郭村尋根謁祖﹐確是一件讓菲華人士感到欣慰的好事(2)。但當我們為跟黎剎沾親帶故而興高采烈的同時﹐卻“不小心”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菲主流社會在“黎剎研究學”方面的一個新趨向。
熟諳菲英文的菲華歷史精英無理由不知道﹐今日菲主流社會的黎剎學研究者正在為過去的“美化和神話”黎剎進行反思﹐以黎剎當作一個“人”來重新剖析其“人性”。然而﹐主張融合﹑推動融合的菲華歷史權威竟與菲主流社會的步伐脫節﹐不僅對“美化”黎剎的工程作更上一層樓的粉刷﹐更為黎剎縫製了一襲“中國的外衣”﹐使本來仇華意識甚深的黎剎巧妙地變成一位“疼愛華人﹐嚮往中華文化”的中國人民的摯友。以往已曾經提過(3)﹐讓黎剎穿上“中國的外衣”﹐不外為“促進中菲友誼”﹐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叢書之十三 《黎薩爾與中國》 就是為實現這個“政治使命”而出版的。不過﹐目的雖好﹐但凡具政治任務的著作不會是理性公平的﹐更何況黎剎是不是菲中友誼的代表尚待商榷！雖然我們聽不到死去的人被強加“蓋”上不合其品味的外衣後所可能發出的怨言。誠然﹐我們活著的人欲能以了解歷史人物的憎惡趨向確定那外衣是否違背他的選擇意願。我們也可以使外衣縮水﹐將滲出的水份保存下來細察研究﹐以恢復歷史人物的原形。這便是本博土寫此文的動機﹐而動機的精神支柱紮根於負政治使命的權威學者所缺乏的“知識誠信（intellectual honesty）”。
北京大學的 《黎薩爾與中國》 有三位主編﹕一為周南京先生﹐中國東南亞史﹑華僑華人史﹑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專家。現任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教授和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主任。二為凌彰先生﹐改革開放後致力於研究以菲律賓和新加坡為主的文學。重點研究菲律賓民族英雄﹑杰出文學家何塞黎薩爾﹐退休後任社科院僑聯海外交流中心副主任。三為我們菲華的吳文煥先生﹐曾為銀行家﹐新聞工作者﹐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創辦人之一﹐公認的華人問題專家﹐現在 《世界日報》 持有每日時評專欄 《菲律賓縱橫》。
隨即筆者將開始探討扶西黎剎排華的問題與揭開 《黎薩爾與中國》 一書中的許多謎團。為方便起見﹐以下將僅以 《黎》 書簡稱此書。吳文煥先生為華社清流﹐素來不拘泥於客套﹐故接下也不再以“先生”相稱。
至死不認中國祖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在 《世界日報》 的週刊 《融合》 編者吳文煥﹐在 《對發現黎剎祖籍地有感》 一文中(4)﹐難掩其興奮的心情﹐闡述了美國先軀黎剎學家奧斯汀‧克萊（Austin Craig）一九一三年出版的 《Lineage Life and Labors of José Rizal, Philippine Patriot》 曾提到黎剎的高祖父（柯）南哥的祖籍地為福建晉江羅山鎮上郭村。如今經晉江市方面從族譜上已印證了南哥出生於一六六二年﹐而在一六九七年卅五歲時在菲受洗為天主教徒。吳氏在後段稱這是“菲中關係史上及菲律賓華人史上的重要史料和佳話”。筆者也同意這是“菲華史上重要資料”的說法﹐至於是“佳話”就不能苟同了﹗關鍵在於主題人物扶西黎剎活著的時候﹐週邊的人們﹐乃至西班牙統治當局皆清楚知道他是華菲混血兒﹐對於其祖先來自中國的事實﹐黎剎是否予以接受或引以為榮﹐認作是“佳話”﹖且讓我們引述幾本較具權威性的黎剎傳記來展開討論﹕
一九六八年牛津大學出版而估計最廣泛被世界學者閱讀的黎剎傳記 《Rizal: Philippine Nationalist and Martyr》﹐作者美國人 Austin Coates （與前面的奧斯汀‧克萊不是同一個人）﹐因跟黎剎的姐姐娜絲莎（Narcisa）的後裔有交情﹐其書中的細節之可信度較高於其他作家的(5)。該書第三一一頁記載了一則顯然不會是華人願意聽的黎剎被槍決前的抗議聲明﹕
“當（判刑的）文件呈現給他看時﹐他（黎剎）為了被錯誤地形容為一位中華混血兒而要求當局的注意（那是其中一件西班牙政府誣告他不是正式菲人的宣傳主題）﹐並聲明自己是 indio puro （即純種的土人）”。
一八八九年的一次巴黎的世界博覽會中, 法國觀眾對美國印度安人的表演呼叫 “Indian Brave, Indian Brave” 的喝彩之聲觸動了黎剎的民族自豪感。隔日﹐他向同時在巴黎的菲律賓朋友提議組織一個叫 Los Indios Bravos 的社團。Indio 意指本土人﹐是西班牙人對菲律賓原住民帶歧視的諢號。黎剎決定將錯就錯﹐諷刺性地反貶為褒﹐他宣佈﹕“讓我們以 Indio 此名為民族傲骨的象徵﹐讓我們改變西班牙人對 Indio 的定義﹐我們將成為 Indios Bravos （即“土著萬歲”）”(6)。
尚有一本名為 《The First Filipino》 的黎剎傳記﹐於一九六一年贏得了黎剎冥辰百週年紀念委員會舉行的黎剎傳記比賽首獎﹐作者為菲律賓律師兼外交官 León Ma. Guerrero。書中(7)記載了黎剎於臨刑前對自己被書面標為中華後裔的更激烈的反駮﹕
“我不贊同﹗這是不公平的﹐此（文件）寫我是混血兒﹐這並非事實﹗我是純種的菲律賓人﹗”
黎剎執著以作為馬來族“土人”為榮﹐從來未曾認同過中國人﹐儘管他至今仍活著的侄孫女 Asuncion Lopez-Rizal Bantug 所著的家族式的黎剎傳記 《Indio Bravo》 第十六頁﹐對他們的中國祖先有一段正面光彩的﹐但顯然不會被黎剎認同的描寫﹕
“扶西的雙親追溯其祖先為曾經參與建設這個國家的人們﹐他的父輩親戚自豪於其中國血統來自若明戈‧南哥﹐一位在華人社會享有盛名的有學問的人…”
由此看來﹐黎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華裔身份﹐他是否應被列為中國人所謂的“數典忘祖”之類型﹖筆者認為他並非“忘”祖﹐而是“拒絕認祖”。若以一般中國人的孝道標準來批判﹐後者比前者更可惡。在黎剎的時代﹐封建的中國人更會如此視之。由是之故﹐替他找出中國溯源﹐黎剎豈會領情﹐華人何言之為“佳話”﹐是一廂情願的“傻話”罷了﹗
筆走至此﹐《黎》 書中的第一個謎團油然浮起。黎剎頑固的拒認祖宗的史實在菲諸傳記中有案可稽﹐為何不見 《黎》 書稍微提起﹖作為龍的傳人的後代而不願承認有中國血統也是黎剎跟中國的一種關係﹐雖然關係是負面的﹐卻更具有研究價值。既然書名為 《黎薩爾與中國》﹐黎剎與中國正負面關係的資料都得如實引載﹐才能名副其實突出書名的意義。
英雄筆下的華人
黎剎的名著 《社會毒瘤》 和 《貪婪的統治》 暴露了西班牙統治者的昏庸腐敗﹐對人民受殘酷的壓迫提出強烈的控訴﹐予天主教神甫的偽善及霸道以犀利的嘲諷。雖然黎剎本身反對暴力革命﹐但他的兩部政治小說給人民的憤怒火上加油﹐無疑是觸發武裝起義的導火線。然而﹐非常不幸﹐他這兩部作品同時也充斥著對旅菲華僑人格的百般蔑視與凌辱。尤以 《貪婪的統治》 為甚﹐其第十六章“一個華僑的苦衷”所諷刺的倪洛牙﹐指的即是當時的華僑社會最高領導陳謙善。做作﹑偽善﹑狡猾﹑巴結官僚﹑投機倒把﹑唯利是圖是黎剎筆下的倪洛牙的寫照。公道說來﹐他對此位後來成為中國第一位駐菲領事(8)的冷嘲熱諷並不過份﹐因為歷史檔案赤裸裸證實陳謙善涉及進口鴉片和襲斷鬥雞場等骯髒的商業勾當(9)。與曾於廣東虎門禁煙燒燬鴉片的林則徐背道而馳﹐陳謙善是丟盡中國人的臉的奸商假慈善家﹐華社“蓋幫”(10)的先軀﹗
謙善是偉人大慈善家或是壟斷鴉片和鬥雞 斷鴉片和鬥雞場生意的“蓋幫”﹐只需查閱歷史檔案﹐則水落石出。此圖摘自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第 vi 頁﹐作者 Edgar Wickberg。
菲律賓 《商報》 的于長庚先生在 《貪婪的統治》 首次中譯本的序中寫得好﹕
“對於華僑﹐（他）卻盡詆誹與譏諷之能事。我們能夠了解他對僑領倪洛牙的厭惡﹐但我們確然不能同意他對華僑小販及華僑餐館的過份愚弄戲謔﹔我們不能相信他不能找到一個良善的華僑或華裔來作為對菲律賓農耕﹑工藝與商業有著重大的貢獻的華僑的典型。. 尤其作為今日的菲律賓華裔﹐對於作者一字不提華人的創業精神與勤勞耐苦﹐是值得警惕的﹐是不是我們的國民外交從來就未曾做好﹖是不是我們對西班牙統治者的挑撥離間華菲族裔感情的詭計從來未曾加以抵消﹖”
且看黎剎在 《貪婪的統治》 的第二章如何刻劃華僑小販在下層甲板的姿態﹕“若干華僑小販如死屍枕籍重叠﹐有睡著的或即將入眠的﹐他們由於暈船而臉色蒼白﹐自半開的嘴巴流出涎沫﹐並互浸浴在自己的汗臭中。”
這段還不算什麼﹐在同書第十四章的開頭﹐他描寫幾個菲童學生﹐在踢藤球時擊中一位販賣“奇異的糕餅及不易消化的麵食”的華僑小販﹐然後“拉著他的髮辮﹐攫取他所賣的東西﹐施出千般的惡作劇”。黎剎不但不對這些菲童學生的可惡行為加以譴責﹐或給菲華小販寄予同情的慰語﹐相反的他卻以幸災樂禍的筆調取笑華裔小販被欺凌時所發出的哀號及無奈的表情。由此可見﹐他的道德標準的誤置和正義感的種族偏差性是極明顯的。
再者﹐在同書第廿二章的尾段﹐“像囚犯一樣的宴會”和“穿著喪服﹑發表誄詞宴會”被提議在“沒有穿襯衫的華僑餐館舉行”是對華僑形象的鄙夷﹐但在黎剎來說﹐卻是“侮辱”當有趣的幽默詼諧。另外﹐尚有對華僑“翹著一隻腿﹑搖擺著垂下的另一隻腿”的姿態的揶揄(11)﹐在在說明黎剎“不僅羞於認同華族﹐更視他們的行為舉止為異端﹐甚至覺得怪模怪樣﹐非常討厭﹐恨不得跟他們劃清界 限” (12)。
排華的客觀因素
基於因果效應﹐筆者曾就黎剎的排華做過客觀的剖析(13)﹕
“黎剎出生於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即是中國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後的第十九年﹐滿清皇朝面臨更嚴峻的內懮外患。內有太平天國的衝擊﹐外有列國的圍堵﹐中國人已是東亞病夫﹐以抽鴉片名聞全世界。在 《貪婪的統治》 第十六章﹐黎剎語帶雙關地形容華僑富翁倪洛牙居家的內部氣息為“汗臭﹑鴉片及乾果的混合”。由此可斷定﹐鴉片當時在華僑間是如何盛行的﹐也不難想像華僑的名字和鴉片這兩個字是難分難離的…我們能期望黎剎尊重一個充滿著鴉片仙的族群嗎﹖我們能強迫他對國家落後﹐無文化的東亞病夫刮目相看麼﹖”
“也許﹐這個嫌隙緣起自當時的華僑社會﹐除了鴉片仙﹐其餘的都是些讓人看不起眼的傖夫走卒之輩﹐最稱得上顯赫的也只不過如倪洛牙那種唯利是圖的生意人罷了。如果華社中能有幾個同孫逸仙那樣沒有了辮子﹑西裝革履﹑學問淵博﹑氣宇非凡的知識精英與黎剎接觸交流﹐說不定黎剎就會對中國人另眼相看﹐筆下留情﹐不至於那麼辛辣尖刻地詆毀華僑了﹗”
黎剎時代岷淪洛區鴉片館內的“鴉片仙”丟盡中國人的臉。此圖摘自 《Three Centuries of Binondo Architecture 1594-1898》 第 145 頁﹐作者 Lorelei D.C. de Viana。
可見黎剎的排華並不是孤立的。他的仇華意識是時代的產物﹐有其客觀文化及政治因素。當時的所謂華菲混血兒泰半已是“數典忘祖”﹐幾乎“同化”為“土著菲人”﹐並與“純粹的中國人”無論在政治﹑文化或經濟上都存有一定矛盾的族群。
寫此段話後的兩星期﹐有幸買到現受聘於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菲律賓土生的傑出華裔學者施蘊玲博士（Dr. Caroline S. Hau）(16)的一本書﹐其觀點與本人不謀而合(17)﹕
“黎剎本身屬中國族系﹐但僅在他父親時代迷卡洛（黎剎父姓）從‘混血兒’身份轉變為‘天生’（土著）。黎剎自己心存的混血兒意念足以解釋他對華人的感情矛盾﹐一種顯示於《貪婪的統治》中那章關於中國人倪洛牙的矛盾。倪洛牙此章節的結構同時給我們指明了混血兒被提高出現於民族主義的論述中﹐而‘華人’即成為民族主義者想像中靠邊站的外國人的標誌。”
所以﹐不以血緣為基﹐從感情上分析﹐現今一些菲華歷史權威對當時存在“中菲一家親”的強調從何說起﹖
對排華避而不談
黎剎的排華是言行一致的。在寫給其母親的一封信中(18)他提到“為跟華人打官司﹐我發誓不再向他們買什麼﹐我因而受困﹐現在我連碟盤和杯子都沒有了。”
那是一八九五年﹐他被放逐於菲南部棉蘭佬一個叫拉比丹的地方的時期。他為華商“剝削”菲土著而義憤填膺﹐呼籲當地人聯合起來抵制華僑商店﹐也因此他另開蹊徑﹐開張一家小雜貨店與華商抗衡。
現今仍在 《菲詢問者日報》 寫專欄的歷史學家安密．奧甘布也不否認黎剎排華﹐他也曾經提及﹕“儘管他的華族家世﹐為了一間在拉比丹的小雜貨店﹐黎剎懷藏起了反華情緒”(19)。
剛去逝不久的著名菲國文化學者尼克．華謹﹐對之更是讚賞有加(20)﹕“由於華人出資者控制本土農業﹐黎剎作為民族經濟主義的先軀﹐發起了拉比丹農民合作社的組織。那些駁斥黎剎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人們﹐必須牢記他甚至不顧其（華人）家族根源去為菲律賓主義﹑小商家和農民而戰鬥。”
一言而蔽之﹐黎剎的仇華情感在其著作及與友人來往的信件中層見迭出﹐表露無遺。其人如其文﹐他付諸實施的排華行徑在史書上鑿鑿有據﹐是菲國歷史學界有目共睹的。可是﹐博貫菲國歷史的北京大學周南京教授﹐在《黎》書中呼籲“應該全面地歷史地評價黎薩爾”(21)﹐提出包括“黎薩爾是不是出賣革命﹖能不能稱他為民族英雄﹖”等問題﹐卻唯獨對黎剎與華僑關係未作任何評論﹖竊以為“黎剎是不是排華的﹖”是反映黎剎與中國關係的 《黎》 書最應該優先討論的謎團。周南京教授對這一個重要敏感的話題之守口如瓶本身就構成了 《黎》 書的另一個謎團﹗
通同一氣﹐周南京教授對黎剎排華沉默的謎團竟然有攣生兄弟。這裡指的是另一位主編凌彰教授﹐在 《黎》 書的 《笑中有淚 笑中有怒》 一文中(22)﹐對黎剎的諷刺藝術大加肯定。讚黎剎“善於使用揶揄﹐幽默等比較含蓄然而都極其意味深長的描寫來達到諷刺和批判的目的”﹐他特別指出這種寫法“誠如一條條軟綿綿的鞭子抽在西班牙傳教士的身上”﹐他也援引黎剎“對貪官污吏如何欲貶反褒﹐以三言兩語勾勒出鎮長蒂亞格的醜惡嘴臉”。黎剎在《社會毒瘤》中描寫“薩爾維神父偷看姑娘們洗浴”的章節也得到凌彰教授的欣賞﹐稱黎剎把“一個好色之徒披著神父外衣的薩爾維的醜惡靈魂和本質暴露出來”﹐他也列舉黎剎對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諷﹐倒如“上層社會中五光十色的偽君子﹑假善人和洋奴”﹔“嫁給西班牙江湖醫生的丑婦唐娜維多利娜”等等…然而奇怪極了﹐凌彰教授卻“個別地忘記”了 《貪婪的統治》 的第十六章那“一位華僑的苦衷”﹐在黎剎的筆下的華僑富翁倪洛牙是有著怎樣的一張嘴臉﹐對這位“要促成他的國家設立領事館的華僑”受到黎剎筆尖體無完膚的人格刻薄﹐作為中國人的凌彰教授竟能沉住氣﹐未發出片言隻語。對西班牙及洋奴的愚弄戲謔凌彰教授讚之為“諷刺藝術”﹐對中國人的詆誹﹐包括對下層華僑的侮辱抹黑卻又噤若寒蟬﹐這樣厚此薄彼的讚賞的背後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再次援引施蘊玲教授的話(23)﹕“黎剎仍然是我們的菲華題材的最好的指針。他《貪婪的統治》所含的獻給“中國人”倪洛牙的章節﹐提供了中國人的典型描繪﹐並精巧地編織起對菲華人畫蛇添足的勾勒的主題圖案。”
可想而知﹐有誰可比作為華僑最高領袖的倪洛牙更能代表當時黎剎眼中的中國關係﹖那樣關鍵的人物竟未見在 《黎》 書中被廣泛地提起﹖加上那些出現在下層甲板﹐流著口沫的我們可憐的祖先﹐那個受菲童學生凌辱而哀號的華僑小販﹐和被黎剎告上法庭的“剝削菲人”的華商﹐還不夠反映 《黎薩爾與中國》 的感情矛盾麼﹖
不識關公真面目﹖
已故歷史學家格里古溜‧塞地（Gregorio F. Zaide）是頂天立地的黎剎主義者﹐若欲以今日中國政治術語來形容﹐他夠被稱為“黎剎凡是派”。筆者學生時代就對他所著的課本裏授與黎剎的三十六個“專家”頭銜當“荒謬的笑話”看(24)。塞地筆下的黎剎的確是位“超人”﹗然而塞地的一個“好處”是對黎剎排華的記錄網開一面﹐“幾乎”未曾談到﹐猜想是為消除黎剎種族主義劣跡﹐保存他完美的“聖人”形象。他的黎剎傳記以 hagiography （聖徒傳）稱之較 biography （傳記）恰當。
塞地後來為黎剎錦上添一花﹐稱他為“漢學家”是筆者從 《黎》 書中得悉的。“黎剎是漢學家”一說在菲華社會得到吳文煥的共鳴介紹。除轉載塞地的 《黎剎作為漢學家》 一文外﹐吳氏本身以“立菲”筆名就“黎剎對麻逸的考證”更進一步肯定了黎剎是漢學家的說法(25)。
鑒於塞地誇張寫法﹐以及筆者對吳文煥知識誠信的懷疑(26)﹐加上完全同意周南京教授對吳氏“七零八碎﹐沒有寫成比較有系統的學術論文”和未能“附上註釋和參考書目”的批評(27)﹐本博土今宣佈對黎剎作為漢學家一說從過去的保留態度轉變為堅決的“否定”﹐異議細節如下﹕
黎剎找出 《諸蕃誌》 來研究﹐出發點顯而易見是為尋找菲律賓以麻逸為主的一些島嶼的名稱來源﹐以證明西班牙人佔據之前已存在本土文化﹐並不是對中國古籍本身發生與趣進行的﹐何況立菲自己也猜測黎剎所讀的 《諸蕃誌》 “可能不是中文本的﹐而是由德國和美國漢學家合譯的英文本”﹐然而又自相矛盾地說“沒有相當的漢學根底是辦不到的”。以此論推﹐那麼﹐對黎剎的西班牙語著作發生濃厚興趣者﹐皆必需具備相當的西班牙學根底了﹗
黎剎在香港時觀看中國戲劇記下中國戲劇技巧的一些慣例﹐則被塞地誇為“在香港的中國研究”。黎剎在其香港行中“研究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因為他天賦的語言才能﹐在短時間內的緊湊學習中他學會講華語”(28)﹐由此本博土感到好奇﹐很想向來自香港的菲華歷史權威澄清一下﹐塞地所說的黎剎學會講的華語是廣州話或中華國語﹖因為香港素來不以“國語”為主語﹗
好笑的是﹐黎剎既然有興趣研究中國戲劇﹐卻對一位常出現在傳統中國戲劇中的重要人物有過無知滑稽的描寫﹕“那裡也有印在紅紙上的中國版畫﹐繪著一個坐著的人﹐神色莊嚴﹐有安祥﹑微笑的面孔﹐身後站著一個僕人﹐醜惡﹑可怕﹐如煞神一般﹐帶著威脅性﹐持有一支有闊大鋒利頭刃的矛﹐在土人中間﹐有些人把這人像叫做穆罕默德﹐別的人把他叫做山地阿戈。對著兩人肖像的受普遍敬畏﹐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華僑也不能提出清楚的解釋…”
如此形容寫在 《貪婪的統治》 那挖苦倪洛牙的第十六章第二段﹐看來好像不是出自漢學家的手筆。因為一般漢學家不可能對中國最普遍的古典名著 《三國演義》 全無印象。姑且不論 《三國演義》﹐對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分不開﹐成為江湖義氣的典範﹐是世界各地華人心目中崇拜為偶像神袛的關帝一無所知﹐連名字都叫不出來﹐何來“漢學家”之名堂﹖況且﹐《貪婪的統治》的出版是在一八八八年二月黎剎首次香港行的三年半後（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八日）﹐可見黎剎沒有發覺關帝在香港更受到普及供奉的現象﹐甚至不屑對其意義加以探討﹐而根據吳文煥引載的塞地的話(29)﹕
“…在甲南描﹐黎剎天天同華人接觸﹐他們的孩子是他童年的玩伴。在其大學的日子﹐黎剎在岷里拉（即馬尼拉）(30)繼續觀察華人的生活方式﹐他獲得關於華人區及其別致的商店之本質知識。他在華人混血兒的家裡度過許多快樂的時刻…”﹐然而卻“對這兩人肖像（關帝與周倉）的受普遍敬畏”不知個所以然﹖“華僑也不能提出清楚的解釋”是不可能的﹐泰半是華僑的西菲語言障礙所致﹐不能提出清楚的解釋﹗塞地和吳文煥不是異口同聲強調他“特別興趣認識中菲關係”嗎﹖黎剎怎不以研究 《諸蕃誌》 的精神去挖出華人區觸目即見的那兩個在肖像中的人物為何方神聖呢﹖不過﹐關於華人商店和住宅之本質知識﹐黎剎的觸角無疑是入木三分的﹐不然他不會在倪洛牙家裏嗅到“華僑家中所特有的氣息﹕汗臭﹑鴉片及乾果的混合氣息”﹐不會為華僑“坐在店裡﹐翹著一隻腿﹐搖擺著垂下的另一隻腿的坐姿”留下深刻的印記﹗
真可惜﹐吳文煥轉載了塞地的 《黎剎作為漢學家》 一文後習慣性地忘記了保存本應有的參考書目﹐使這個黎剎作為漢學家的問題永遠在研究者中撲朔迷離﹐甚至讓人印象“有些部分”是他藉塞地的盛名生拉硬扯﹐偷梁換柱湊成的﹗
特制的密切關係
有了﹐吳文煥寫的 《黎剎抨擊美國歧視華人》 (31)很清楚地標明了他引載的黎剎寄自三藩市的一封信的出處﹐這應不屬偶然﹐而是接受了周南京教授批評後的良好轉變。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有歪曲事實﹐刻意替黎剎塑造“關心華人”形象之嫌﹐還犯上了學者文人所不應該的牽強附會的毛病﹐請讀者明察接下的剖析﹕
黎剎在信上寫了上岸時目睹的情況﹕“他們把我們隔離檢疫﹐因為我們的船載八百個華人﹐當時三籓市舉行選舉﹐政府為尋求選票﹐對華人采取嚴厲措施﹐大事表演﹐以爭取人民的同情。他們口頭上通知我們檢疫﹐沒有告訴我們將持續多久﹐它持續了十三天﹐甚至比華人和日本人更久…”
左圖為三藩市碼頭華人登岸入境情況。右圖為華人乘搭太平洋郵輪公司 “Alaska” 號輪船赴美。兩圖摘自 《美國早期漫畫中的華人》 第 25﹑26 頁。
最後﹐他下評語﹕“美國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它仍然有許多缺陷。它們沒有真正的公民自由。在一些州﹐黑人不能同白人婦女結婚或黑人婦女不能同白人男人結婚。對華人的仇恨導致他們對其他亞洲的外僑﹐如日本人的混淆﹐使他們也受到歧視……”
最關鍵的一句話就在最後﹐筆者的詮釋是﹕黎剎私底下在埋怨受到華人被歧視的連累﹐怪美國不應把其他亞洲人和中國人混淆對待﹐有華人活該被仇視之含意﹗
然而﹐吳文煥的結論卻是﹕“從黎剎的這封信﹐我們不但可以了解到當時美國歧視華人的情況﹐而且可以看到﹐黎剎對美國對華人以及其他亞洲人的歧視是感到忿忿不平的…他還深刻地揭露美國政府利用迫害華人來拉選票的醜惡嘴臉。”
以此能了解美國當時的排華情況是事實﹐可是黎剎“對美國對華人的歧視感到忿忿不平”卻是吳文煥一廂情願加上去的。一目了然﹐黎剎是“對華人的仇恨導致”的美國對其他亞洲的外僑也受到歧視感到不滿﹐何以見得有“黎剎抨擊美國歧視華人”之舉呢﹖其實﹐黎剎寫美國人利用排華來拉選票﹐最多是說“大事表演”﹐他筆調平和﹐並未用到“迫害”或“醜惡嘴臉”的字眼﹐看來吳文煥的情緒比當時的黎剎更高漲了幾倍﹐所以才有最後讓人哭笑不得的讚嘆﹕
“在一百多年前黎剎的書信中即含有如此珍貴的﹐同華人有關的資料﹐這實在為我們所料想不到的。黎剎同我們華人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竊不認為這是一件有關黎剎同華人的“珍貴”資料﹐為此而驚嘆“黎剎同華人的關係實在太密切”更是牽強附會得太離譜了﹐但這種刻意湊合的手筆藝術技倆在吳文煥忠實的讀者群中將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雖然華社擁有如此擅長為歷史名人“改變心態”的學術誤導者﹐然而我們應該慶幸菲主流社會相對產生了一位能透視黎剎的排華意識而替華人說聲公道話的學者﹕他就是現執教於菲大亞洲研究中心的弗洛‧奇布淵博士（Dr. Floro C. Quibuyen）﹐他敏銳地指出黎剎亦不能免除盲點或偏見﹐未曾就“華人移民問題”好好思量過(32)﹐事緣於西班牙政府移民政策的出爾反爾﹐屠殺了華人後又為缺乏華工建設菲島而苦惱﹐黎剎的反應竟然是這樣的(33)﹕
“西班牙人和政府的來臨﹐以及華人的移民摧死了國家的工農業。中國人對其他種族人的可怕競爭是眾所週知的。因此美國和澳大利亞拒絕他們進入…”
黎剎的這段話赤裸裸暴露出他“理解及同意”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排華政策﹐是“華人的移民摧死了國家的工農業”。
在拉比丹時他將排華付諸行動對抗“剝削菲人的華僑”正是此立場的直接折射。表面看來似僅為經濟利益上的衝突。然而卻難逃奇布淵博士靈巧的透視﹐以致有以下一針見血的評語﹕
“黎剎沒有細想當時支撐着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排華移民政策深藏著的種族歧視﹐儘管他在一八八八年旅遊美國時親睹以及寫進自己的日記中。再者﹐黎剎是可以考慮容納相反的觀點的﹐即華人移民實際上曾豐富了主賓國的文化和技術。”
誠然﹐稍懂美國排華史的人不難理解黎剎的心態﹕當時美國黑人及印第安人為自己的飯碗問題也加入了由愛爾蘭移民科尼氏（Dennis Kearney）帶頭的工人黨“華人滾蛋”的行列(34)﹐那顯然是經濟及種族矛盾的混合鬥爭﹐而黎剎無疑是將自己定位為“土人（Indio）”來對抗華人的﹐心態跟美國的黑人與印第安人很相近。然而﹐說他站在白人的立場也不為過﹐因為他素來崇尚歐洲文化﹐隨著當時歐洲列國侵華反華的潮流﹐黎剎的脈搏與氣息和白人相呼應是自然而自然的。從所有的黎剎傳記不能找到他對歐洲列國的侵華罪行有所譴責可為見證﹐這也說明他對中國是沒有感情的。
無獨有偶﹐奇布淵博士也沒有自黎剎的信中體會到吳文煥所感受的肉麻的“黎剎同華人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事實上反而懷疑黎剎的排華偏見防礙了他面對華人有所貢獻的事實﹗至此所謂“黎剎抨擊美國歧視華人”便水落石出﹐更清楚是個姿意編造的“大謊言”了﹗
大謊言之後﹐《黎》 書中還有個“大笑話”﹐題目叫﹕
“黎剎是‘克隆’產物”
異族人士對華人的讚賞﹐作為華裔的我們聽了哪有不高興的道理﹐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對於過份誇張﹐不著邊際的贊詞本博土認為必須一笑置之﹐懵然引以為榮將會貽笑大方﹐遺留成歷史的大笑話﹗
一九五六年﹐那時的菲大教育學院院長班拉思義博士在 《新閩日報年鑒》 發表了 《黎剎博士的家系》 文中稱“黎剎是華僑對於菲島最重要﹐並且最有意義的貢獻”(35)。
一九六四年﹐歷史學家依斯蒂曼‧奧甘布（Esteban Ocampo）鸚鵡學舌﹐撰寫了一篇《華人對菲律賓的最大貢獻﹕扶西‧黎剎的誕生》(36)。 基於塞地的介 紹(37)﹐這位奧甘布是他的同僚﹐也是個高等級的黎剎主義者。自然的﹐作為“黎剎凡是派”﹐對黎剎超出常理的讚詞不算稀奇。但我們平常人以平常心觀之﹐卻別有洞天﹐另有一番“感觸”在心頭。
中國古代的蔡倫成功造紙﹐那“紙”是蔡倫對人類的“貢獻”﹔ 蘇格蘭的亞歷山地‧伽漢‧貝爾發明了電話﹐故“電話”是貝爾給予人類的“貢獻”。前幾年﹐科學家以基因原理“克隆”了一隻羊﹐因此“克隆”技術是那些科學家突破性的“貢獻”。談及“貢獻”﹐正常指的是經精心研究出來的“東西”﹐或對社會的一種物質或精神“奉獻”。那麼﹐“黎剎是華人對菲律賓的最大貢獻”這句話﹐是否意味著黎剎是當時的華僑族群為了菲律賓的好處“刻意克隆”而誕生的呢﹖若不如此解釋的話﹐這句“讚語”根本站不住腳﹐全然無哲學邏輯性﹐當時“克隆”這回事人們連想到都不會﹐所以壓根兒這是一句不成話的“大笑話”﹗
然而﹐吳文煥不僅在 《黎》 書中一而再肯定這句極荒誕的話﹐還再而三在去年八月五日他於《世界日報》“無固定位”的專欄的一篇 《黎剎傑出華裔菲人獎》 援引這句讚語﹐更同時鼓勵華裔菲人要學習黎剎的愛國精神﹐成為“黎剎式或黎剎型的人物或志士”。
黎剎本身對菲律賓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他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世界公認的﹐但他絕對不是“華人對菲律賓最大的貢獻”。不去計較這句話的邏輯性﹐層出不窮的史實資料也在在顯示他不但從未認同過華族﹐甚至是對華人“恨之入骨”的。黎剎的愛國精神的確值得效仿﹐可是當我們立志要成為黎剎式或黎剎型的人物之前﹐千萬得先釐清我們學習的對象是史實上“仇華”的黎剎﹐或是經華社歷史權威“淨化後愛戴華人”的黎剎。我們也不可將“仇華”一概而論﹐如果他所“仇”的僅是倪洛牙類型的“華”﹐並不排斥為蠅頭小利勞勞役役的窮苦華僑群眾﹐且對他們有憐恤之心﹐那他就更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黎剎不可能在誕生前被“克隆”為華人對菲律賓最重要的貢獻﹐他成年後的偉大貢獻也不是華人一手造成的。然而﹐在他撒手人寰之後﹐按照某個族群的需要或個別政治集團的利益來“克隆”他的形象卻是可行的﹐許多那樣的“克隆工程”已大功告成﹐這裡包括心中自詡為黎剎型的菲華歷史權威所帶頭編纂的一本書。這個“克隆工程”炒作成功的另一個標誌是黎剎的紀念碑在閩南上郭村的建立。
立碑的歷史根據
去年十二月卅日黎剎殉難日﹐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配合菲駐港總領事館為他逃難香港時位於中環些利街的住家處掛上紀念匾碑舉行揭幕典禮。黎剎曾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隔年六月在香港行醫﹐本設於中環德忌拉街的眼科診所也已蕩然無存﹐但據說(38)那裡的一幢小樓也已有了一個紀念銅碑。
黎剎在香港行醫時的名片。請讀者注意名片上的漢譯並未印有“博士”頭銜。在此的 “Dr.” 只能作“醫生 ”解。圖片摘自 《Filipino Heritage》 叢書第七卷 1908 頁。
在香港的紀念意義特別重大。因為他在甲南描的一家人被神甫群迫害驅逐後在香港與他團圓﹐那年底是黎剎一生所過的最悲喜交集的聖誕。再者﹐黎剎在那為他左眼失明的母親進行手術成功。雖然竊不認為他是漢學家﹐但比一般中國人還要懂孝道但比一般中國人還要懂孝道的他﹐在沿途與家人的書信來往中﹐親情的流露感人肺腑﹐催人淚下。正如他的傳記作者利勇．馬．義禮洛所說(39)﹕“作為醫生﹐其實他心中只有兩個病家﹕他的國家和他的母親”。那次﹐他為喚醒人民救國出版《貪婪的統治》後離歐赴香港開醫室﹐他為愛母親而在香港醫好了她的眼疾﹐兩三個重大事件讓香港在黎剎短促的生命中呈現特殊意義﹐所以在那裡為他貼匾碑紀念理所當然﹐未可厚非。
此外﹐遠在德國西南部的海德堡（Heidelberg）也屹立著黎剎的一座紀念碑。那是德國政府為紀念黎剎與德國的“密切關係”建立的。
歐洲是讓黎剎最著迷與嚮往的樂園﹐尤其當時那片廣褒的大陸正是民主自由呼聲震耳鼎沸的所在。他在西班牙三年完成醫學課程﹐德國是他僅次于西班牙時間逗留最久的歐洲國家。那裡有許多著名眼科專家﹐是他進行深造專長實習的理想之地。他十分欣賞德國的風土文物﹐讚德國女人的端莊及才華﹐沒有西班牙女人的庸俗氣質。對海德堡的不捨留戀激發他寫出一首 《獻給海德堡之花》 的詩歌(40)。
黎剎(中央坐者)在巴黎期間與畫家范倫那一家及友人合照。黎剎的最愛是歐洲﹐跟中國並“無密切關係”。圖片摘自 《Filipino Heritage》 叢書第七卷 1909 頁。
然而﹐最具歷史紀念意義的是於一八八七年﹐因家鄉甲南描田園遭受蝗災及蔗糖市場的崩潰而不能寄錢﹐使他窮困潦倒﹐三餐不繼。為貧病交迫所刺激﹐他一時消沉險些將 《社會毒瘤》 的原稿付之一炬﹐幸好他的富有的好友馬克絲莫‧彼奧拉醫生（Dr. Maximo Viola）及時到來 為他解困﹐並借給他三百批索供他出版 《社會毒瘤》。這個柳暗花明的戲劇性演變﹐使黎剎絕處逢生﹐重新振作面對生命中更多的挑戰(41)。黎剎對德國的深情熱愛洋溢於字裡行間﹐當地政府為他立碑紀念﹐名正言順﹐歷史根據班班可考。
上郭碑上需易人
至於為黎剎在福建羅山鎮上郭村建紀念碑並設紀念館﹐恕本博土直言﹐是一個與黎剎的中國感情不甚協調的歷史鬧劇﹗
《黎》 書專講黎薩爾與中國或華人的關係﹐卻對黎剎曾經到達廈門如此和中國關係重大的事件三緘其口﹐這又給我們增多一個謎團﹗
一八八八年﹐黎剎為出版了 《社會毒瘤》 在菲受騷擾被迫往香港途中（註﹕不是去開醫室的那次）﹐輪船在二月七日停留廈門港口。腳踏中國領域﹐祖籍國土近在眼前﹐他竟不上岸。原因有三﹕一則他深感不適﹔二則當時下大雨﹔三則他聽說廈門市很骯髒(42)。
六年後的八月廿九日﹐他自岷蘭佬拉比丹寄一封信給武敏直﹐罵當地華僑為 Mongols (43)﹐過去筆者懷疑他被菲華權威稱為漢學家怎麼連滿清黎民都誤叫為“蒙古人”(44)﹐現才領悟到當時譯錯了﹐其實黎剎的含意更加惡毒﹐他指的 Mongols 是“白痴”的意思﹐這個解釋與黎剎在小說中對任何階層的華僑的一概抹黑是相吻合的。
黎剎雖然疼愛他的母親﹐在“認祖”問題上卻是違背孝道的﹐若是從華人角度看可以這麼說。然而﹐黎剎至死不承認自己的華人血統﹐絕非有些人強辯的是為避罪名的權宜之計。他根本不視中國為祖籍地﹐自己何來會有忤逆不孝之犯罪感﹖讓華人顏面無光的是﹕他不只“拒絕認祖”﹐還“特別”仇恨華人。極矛盾的是﹕西班牙人對土著菲人的誣蔑他忍無可忍﹐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歧視他不平地嘮叨﹐單單對華人的受侮辱視若無睹﹐甚至幸災樂禍﹐尚參與其中。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北京大學菲語系畢業的吳瓊女士往黎剎祖宗故居考察時竟說屋內黑匾上的“光耀家邦”四個字“用來歌頌偉大的扶西．黎剎十分貼切”(45)﹗黎剎何時曾“有心光耀”那個在中國的“家邦”呢﹖相反的﹐在他的筆下﹐中國人是怎樣的一張白痴面孔﹖所以﹐華人為他沸沸騰騰在福建省羅山鎮上郭村大興土木建築“黎剎紀念廣場”,為他立碑到底是基於什麼“歷史文化內涵”呢﹖如果是純粹為他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愛國精神﹐那麼﹐文尼法壽也應該有一個紀念碑在中國。所以﹐無庸諱言﹐說白了﹐是為四個字﹕“血統主義﹗”
誠然﹐為一個拒絕承認中國是他的祖宗國又極端仇華的菲國民族英雄在中國立碑紀念是非常尷尬的。雖然米煮成飯﹐黎剎紀念廣場在福建羅山鎮上郭村已確鑿不移地存在﹐但亡羊補牢﹐修改該紀念廣場﹐使其符合本拙作所列出的史實資料的方法不是沒有的。
不久剛得一位可靠熱心人士相告﹐那尊在上郭紀念碑上的黎剎面貌全然不像黎剎。原來﹐黎剎塑像曾經鬧“雙胞胎案”﹐華裔青年聯合會在本地交代雕塑黎剎銅像時不知中國方面也在“製造”另一個黎剎﹐最後只好用“中國出生”的黎剎。
既然如此﹐修改就容易了﹐只需給那個不像黎剎的黎剎披上一襲馬褂﹐再補上一條辮子﹐改其名為柯南哥﹐然後﹐特注西名為 Domingo Lamco﹐廣場則易名為“黎剎祖宗紀念廣場”﹐這樣一切就順理成章了。黎剎的大名仍在﹐但我們要突出的是黎剎的溯源﹐不是黎剎和中國或華人情感上的關係。
柯南哥意外地變得極偉大﹐此乃“歷史造英雄”之謂也﹗沒有他當年遠渡重洋來菲謀生﹐於一六九七年接受天主教洗禮﹐娶了一位中菲混血姑娘伊內茲
文化“蓋”幫行其道
總而言之﹐黎剎與中國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血緣方面雖有但不被他認同則不算為密切了。魯迅曾高度評價黎剎的作品﹐看來出於反殖民主義抗暴的感同身受和英雄惺惺相惜的共鳴。從凌彰教授說的“魯迅對黎薩爾的評價雖然話語不多”﹐和“魯迅早年僅憑黎薩爾的一部小說 《社會毒瘤》 和一首詩《我最後的告別》便作出高度的評價”(48)﹐可猜測魯迅並未讀到仇華語氣尤濃的 《貪婪的統治》。如果有的話﹐他可能也會對黎剎的排華有所理解或感嘆﹐因為中國人那時是受世人瞧不起的東亞病夫﹐他也曾在日本看到一部新聞影片裡給俄國人做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抓去槍決時﹐圍觀的也是中國人卻個個顯得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使他決定棄醫從文﹐以強勁的筆觸喚醒中國人沉醉的靈魂與懦弱的品格(49)。所以凌彰教授提起的是魯迅單方面對黎剎的敬仰﹐並不能圓說黎剎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因此﹐要搾出“黎薩爾與中國”感情關係的蜜汁談何容易﹐除了“視若無睹”黎剎小說和書信中無處不在的排華詈辭之外﹐胡謅亂彈﹑牽強附會和強詞誇大黎剎“親華”的蛛絲馬跡（如果有的話）便成為非常必要了﹐故有本博土被授命淡化黎剎排華的“警惕性”寶貴經驗(50)。
其實講“淡化”﹐《黎》 書也只略引于長庚先生責怪黎剎排華的“那一點”話而已﹐沒有進一步對“那一點”的討論。有冀讀者一晃而過﹑不沾點兒印象之嫌。這樣做也可敷衍權充為“業已提及黎剎排華”﹐全書貫徹始終是一面倒的歌功頌德﹐所最強調的就是黎剎的中國血緣﹐根本已無所謂排華之可淡化。不像近幾十年來主流社會所出版的有關黎剎的書﹐已少見往昔那種盲目崇拜的濫調﹐ 絕多的是帶著客觀評論性的傳記。可悲的是我們幾個菲華歷史權威﹐竟然還跳不出毛澤東時代的神化英雄的怪圈﹐更不可思議的是有老資格北京東南亞研究者也跳進這個怪圈﹐參與掩“蓋”黎剎的仇華意識﹐這是一種不敢正視歷史真面貌的懦夫表現﹗
不不不﹐本博土錯了﹗“蓋”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拿手伎倆﹐殊不知古今中外﹐同工異曲﹐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名人的傳記是如何編纂的﹖最後再問 《黎薩爾與中國》 這本書是為什麼而出版的﹐今日此論文列出的所有謎團即環繞在這問題的答案中。
書名一改符事實
言歸本博土“被授命淡化黎剎排華”的事件上。當時實在幼稚無知﹐在 《黎》 書正式於特選的二○○二年六月九日“菲中友誼日”發行的那天﹐才不勝惶然領悟筆者所輕易放棄的“淡化任務”原來是“促進菲中友誼”那麼偉大工程的一部份。“極端排華”的黎剎被選中為“菲中友誼”的典範﹐《黎薩爾與中國》 一書是作為“對菲中友誼日的一種紀念” 而出版的。這於本人來說是指鹿為馬的歷史“諷刺”﹐然而它卻是冠冕堂皇地以“北京大學”的“名牌”印行的﹐那是否意示北京大學當局欲以該校素來擁有的卓越信譽為賭注﹐肯定 《黎》 書內容的可靠性﹖
顯然﹐《黎》 書的讀者對象是中國人﹐包括懂中文的世界各角落的華僑華裔﹐以血緣主義為前提來博取華人對黎剎的信賴。也許﹐《黎》 書主編低估了環球華人對菲國歷史知識辨別真偽的能力﹐從“邦歸”的一句話(51)﹕“本地華人（指菲律賓）…對他（黎剎）的作品和思想﹐也許就不那麼了解和熟悉了”可見一斑。這個設想可能是導致編者放膽歪曲史實﹐塑造黎剎親華形象的基因。即使編寫《黎》書的目的為神聖的“促進菲中友誼”﹐但以犧牲知識誠信﹐掩飾歷史真面貌來換取﹐是對中國廣大讀者的愚弄﹐讓謬論流傳﹐誤人子弟。尤其研史學者被誤導後﹐將世世代代以訛傳訛﹐後果是嚴重的。上郭村黎剎紀念碑的豎立就是嚴重錯誤的後果一例﹐不過是菲華“蓋”幫學者的誤導文化的輝煌業績。因此本博土建議﹐《黎薩爾與中國》 應改名為 《黎薩爾的中國外衣》﹐一切則順文直解﹐爭論即將屬多餘了。
結語
需聲明﹐本文不在全盤抹煞黎剎非凡的一生。黎剎為西統壓迫的人民寫出血淚的心聲﹐對神棍利用宗教的名義為非作歹施加無情的鞭撻﹐對所謂天主的教義提出智慧閃爍的質疑﹐這些都是我們需大力肯定的。在所有的菲國民族英雄當中﹐本博土仍認為黎剎是最讓人欽佩的一個﹐不因他的中國血緣﹐儘為他的才華出眾﹐他的真摯的愛國情操和他那熾烈的正義感。然而﹐黎剎是人﹐不能完美無瑕﹐對於他的仇華意識筆者一貫反對蓄意掩飾或淡化之﹐主張如實讓華人世界知道﹐然後“正視它﹑理解它”﹐以黎剎的排華作為反面教材來提醒“倪洛牙現象”仍普遍存在於現華社。冀本博土如此對待歷史的態度能贏得讀者的共鳴。
不過﹐在進行黎剎排華的資料收集和考證之後﹐一個問題一直盤桓於思維中﹐即如果黎剎真的是革命領袖﹐而革命成功後他當了總統﹐他的華僑政策將是怎麼樣的﹖當時我們祖先在菲的命運將何去何從﹖
另外﹐很想讓大家知道﹐此題材的抒發因種種的顧慮而醞釀兩年﹐最後是中國資中筠女士(52)的一段話激勵了筆頭的啟動﹕
“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學習﹑研究探討這些著作上多好﹗報刊雜誌多一些學術問題的討論﹐哪怕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也有助于繁榮學術。如果後來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層樓﹐或拾遺補闕﹐或提出不同的見解﹐乃至另成體系﹐當然是學界之幸﹐而且進步之道理應是後來居上的…”
當然﹐本博土僅是位業餘的菲華歷史嗜好者﹐讀書的時間有限﹐故才具淺促﹑草腹菜腸﹐學識永遠望塵莫及足涉世界圖書館﹑縱覽鑽研過浩瀚萬冊之權威專家﹐更豈敢奢言後來居上﹖唯一能聊以自慰勝人一籌來獻給讀者朋友的是一股未受政治動機污染的知識誠信。無可否認﹐知識誠信的背後隱藏著另一種力量﹕即看不慣則鳴的是非感﹐這該是作為黎剎型的人應具有的秉性吧﹗黎剎對偽善的譏彈受到北京菲律賓歷史權威學家的高度讚賞﹐今日此文對菲華“文化蓋幫”的抖摟就是那讚賞之聲的回音。但願本博土索隱鉤沉的努力能幫助不易接觸菲史材料或忙於生意的世界華人免於遭到“本地”隨心所欲篡改歷史者的蒙蔽與誤導﹐同時讓消除了水份的中國外衣裡頭的扶西．黎剎歸真反璞﹐如實呈現在讀者面前。
故除感謝閱讀﹐祈望讀者將此文向世界各角落華人傳遞介紹。任何意見﹐感想或有所指正﹐請送電郵至 tuipan@yahoo.com﹐傳真號﹕63-2-9849554﹐手機﹕+63917-8380008。
編後摘錄
一九六一年某一天﹐已故菲歷史學家德洛道．亞銀絲溜 (Teodoro A. Agoncillo) 在菲大外國學生的一個宴會上碰到故菲總統萬雷．計順 (Manuel L. Quezon) 的公子魯農 (Nonong)。出乎他的意料﹐魯農說﹕“教授﹐你知道嗎﹖我很不滿意關於我父親的那些傳記﹗”亞銀絲溜問他為甚麼﹐魯農答到﹕“因為我父親在傳記中看來好像是聖人﹐事實上他不是﹗”
“傳記必須忠於事實﹐我不認為一個人的傳記應該全是讚語﹐它應該兩樣皆有(讚語與批評)﹐因為反應一個人物的人性之處並非不妥﹐描寫人物的缺點是把他人性化”–亞銀絲溜教授對上述故事之評語。
譯自 《Talking History: Conversations with Teodoro Andal Agoncillo》 第十一章﹐編者 Ambeth R. Oca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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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剎在天之靈若是講理的話﹐他會非常感激今日華社裏一些開明的人士﹐儘管他的強烈仇華意識﹐仍不抹煞他以尖銳的筆觸揭發西統治者的黑暗所立下的蓋世之功﹐依然對他為國犧牲所顯露的凛然正氣肅然起敬﹐甚至不計前嫌﹐費盡千辛萬苦去考證﹐然後又確定了他祖先的根是在中國的事實。然而﹐在看到他的後裔六十八人跟他背道而馳﹐趨之若騖回中國為他尋根謁祖的那種壯觀的熱鬧場面之後﹐他的心情想當然會是尷尬的。不過﹐他無疑終必為他這群善良的後裔按照祖籍地上郭村的風俗燒香﹑獻花﹑跪拜祖先所表現的一片凝重嚴肅的虔誠所動容的。
鳥瞰近幾年來華裔族群因對他的崇拜所做出的一些紀念事蹟﹐也許黎剎將為過去他對華人的過份鄙視而後悔不已﹐可是他也可能會同時勸告華人不要由於考證了他屬炎黃後裔才專稱他為國父而忘了紀念其他沒有華人血統的菲國民族英雄﹐因為那是另一種叫大漢沙文主義的血統主義﹐相信他亦將要求我們華社產生更多的孫逸仙式的偉大人物﹐而不是讓倪洛牙一類不停地大量再版﹗
摘自 《正視黎剎的排華意識》 結語﹐塗一般作﹐原載 《商報》 副刊“讀與寫”﹐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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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黎剎 《貪婪的統治》 中所塑造的那位華人領袖倪洛牙的醜陋形象可看出他對華僑商人的極端厭惡。可是平心而論﹐如果倪洛牙真的如黎剎描繪的那麼可憎﹐委實也難怪他排華。有趣的是﹐倪洛牙的種種特徵﹐如虛偽﹐做作﹐狡猾﹐唯利是圖﹐巴結官僚﹐投機倒把﹐不是至今仍“眼”熟能詳﹐歷歷勾現在我們華社 “一些”領袖的臉譜上嗎﹖只要倪洛牙這種人繼續存在華社﹐排華現象便相對會出現﹐我們就永不得安寧﹗
塗一般語﹐同上﹐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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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不便談﹐談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談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談者。懂得這個道理﹐便可以知道古來的歷史或英雄是怎樣地被創造了出來。
郭沫若先生語﹐摘自 《中國人的謊言》 第一頁“史志迷霧”﹐作者映泉﹐長江文藝出版社。
參考書目
(1) 《黎薩爾與中國》 第 49 頁﹕“黎剎祖籍地考證始末”﹐作者柯芳楠。
(2) 同上第 75 頁﹕“菲律賓國父黎剎後裔探訪記”﹐作者王勇。
(3) 《商報》 二○○四年十月廿日“讀與寫”副刊﹐題目﹕《寫作的政治使命﹗》﹐作者塗一般。
(4) 《黎》 書第 79 頁。
(5) 見於 《Meaning and History: The Rizal Lectures》 第 12 頁二段﹐作者 Ambeth R. Ocampo。
(6) 《Indio Bravo》 第 87 頁﹐作者 Asuncion Lopez-Rizal Bantug。
(7) 《The First Filipino》﹐Guerrero Publishing 出版第 401 頁﹔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版本第 473 頁﹐作者 León Ma. Guerrero。
(8) 本來是陳謙善之子陳剛被委為中國第一位駐菲領事﹐但在其子不能及時就任的幾個月﹐陳謙善被允許充當代領事﹐此說見於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第 201 頁頭段﹐作者﹕Edgar Wickberg﹐即魏安國。吳文煥譯本第 202 頁二段。
(9) 《非全善的陳謙善》﹐二○○四年十月六日 《商報》 副刊“讀與寫”﹐作者﹕塗一般。
(10) 《博土經》 上卷第 74 頁“蓋幫三寶”。
(11) 《貪婪的統治》 漢譯新版本第十六章“一個華僑的苦衷”第 138 頁 14 行。
(12)﹑(13) 《正視黎剎的排華意識》﹐六月 24 日 2000 年 《商報》 副刊“讀與寫”﹐作者塗一般。
(14) 《Supremo: The Story of Andres Bonifacio》 第 78 頁﹐作者 Sylvia Mendez Ventura。
(15)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第 232 頁二段﹐作者 Edgar Wickberg。吳文煥漢譯本第 234 頁末段。
(16) 菲華著名畫家施榮宣林玉琦伉儷之千金。
(17) 《Necessary Fictions》 第 142 頁二段﹐作者 Dr. Caroline S. Hau。整個第四章 《Alien Nation》 講述華人在菲文人筆下的形象﹐值得一讀再讀。
(18) 《Letters Between Rizal and Family Members 1876-1896》 第 405 頁。
(19) 《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第 66 頁二段。作者 Ambeth R. Ocampo。
(20) 《Rizal in Saga》 第 290 頁二段﹐作者 Nick Joaquin。
(21) 《黎》 書第 139 頁至 154 頁。
(22) 同上﹐第 254 頁至 266 頁。
(23) 《Necessary Fictions》 第 140 頁三段。
(24) 《黎剎和他的許多“家”》﹐8 月 26 日 2003 年 《商報》 “大眾論壇”﹐作者劉番﹐即塗一般。
(25) 《黎》 書第 203 頁。
(26) 《寫作的政治使命﹗》﹐二○○四年十月廿日 《商報》 副刊“讀與寫”﹐作者塗一般。
(27) 《我所認識的吳文煥》﹐見於周南京著的 《華人華僑問題概論》 的第 346 頁。原載《商報》“大眾講壇”1999 年 12 月 23 日。
(28) 《黎》 書第 197 頁二段。
(29) 同上﹐第 196 頁末段。
(30) 同上﹐第 197 頁第一行。
既然是引自塞地的資料﹐怎會有“岷里拉”改成為“馬尼拉”這一筆﹐難道塞地寫的是中文﹐此文中似有蹊蹺﹗
(31) 同上﹐第 193 頁。
(32) 《A Nation Aborted》 第 156 頁從第三段讀起﹐作者 Dr. Floro C. Quibuyen。
(33) 同上﹐第 157 頁三至四段﹐包括 Dr. Quibuyen 的評語。
(34) 參閱 《美國早期漫畫中的華人》﹐編者胡垣坤等﹐三聯書店（香港）印行。
(35) 《黎》 書第 37 頁第 8 行。
(36) 《黎》 書第 79 頁第二行。
(37) 《Jose Rizal: Life, Works and Writings》之 VI 頁序文﹐作者 Gregorio F. Zaide﹐1992 年版本。
(38) 《菲詢問者日報》 頭版﹐12 月 30 日 2004 年﹐作者 Ambeth Ocampo。
(39) 《The First Filipino》﹐Guerrero Publishing 版本第 105 頁尾行。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版本第 123 頁第 10 行。
(40) 《Jose Rizal: Life, Works and Writings of a Genius, Writer, Scientist and National Hero》 第七章第 80 至 86 頁﹐作者 Gregorio F. Zaide & Sonia M. Zaide。
(41) 同上﹐第87 頁。
(42) 同上﹐第十一章第 124 頁二段。
(43) 《Letters Between Rizal and Blumentritt》 之 491 頁。
(44) 《正視黎剎的排華意識》﹐作者塗一般﹐載於 6 月 24 日 2000 年 《商報》 副刊“讀與寫”。
(45) 《黎》 書第 73 頁底算第二段。
(46) 《The Chinese Mestizo in Philippine History》 第五頁尾段。作者 Edgar Wickberg﹐同書吳文煥漢譯部份第 63 頁尾段。
(47) 譯錯了﹐黎剎從來未拿到“博士學位”﹐煩詳讀塗一般所作《稱黎剎為博士違背史實》﹐2008 年 5 月 17 日 《世界日報》 副刊“世界廣場”。
(48) 《黎》 書第 97 頁。
(49) 《魯迅傳》 第 48 至 49 頁﹐作者王士菁﹐三聯書店發行﹐1950 年版本。
(50) 《寫作的政治使命﹗》﹐作者塗一般﹐十月廿日 2004 年 《商報》 副刊“讀與寫”。
(51) 《黎》 書第 430 頁三段。
(52) 《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 第 29 頁末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印行﹐作者資中筠女士﹐清華大學畢業﹐中國國際問題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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